作者：Louis-Vincent Gave
11 Dec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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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帝国之手。这对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奥斯曼人现在控制了地中海（西方文明的摇篮）和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如果欧洲人想要香料或丝绸，他们就不得不支付奥斯曼人要求的任何价格。当然，除非能找到另一条连接欧洲与印度和中国的路线。于是有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以及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绕非洲航行至印度。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航海家启航进入巨大的未知世界，世界的经济重心迅速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奥斯曼帝国逐渐在经济上变得无足轻重，到了19世纪，它被称为 欧洲病夫。对于身处君士坦丁堡的人来说，世界很可能感觉像是在 去全球化。但对任何在伦敦、里约热内卢或开普敦的人来说，这种想法会显得可笑。
上述故事的一个启示是，如果贸易在一个地方被阻断，它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并且变得更加强大，或许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占领东地中海及其贸易的直接结果，是西欧人殖民美洲，然后是非洲，夺取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购买奴隶并将其运往美洲在大型种植园工作。那些大种植园最终成为迈向工业化的第一步。奥斯曼人可能并不知道，但通过阻断丝绸之路贸易，他们最终推动了现代时代的到来，并逐渐将地中海变成了一个经济死水。奥斯曼人锯断了他们所坐的树枝。这就是意想不到的后果法则在起作用。
为何今日重提这段历史？因为近年来，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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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试图通过阻断俄罗斯对美元、欧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的获取来引发俄罗斯经济崩溃。不出所料，俄罗斯立即转向以人民币、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或泰铢出售其大宗商品，俄罗斯与世界主要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呈抛物线式增长，如下页左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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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鼓励国内生产商将生产从非民主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撤回。或者，将生产转移到恰好不是非民主且名义上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例如，越南。
最终结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过去几年中基本上翻了三番，如下图所示。
1) 中国的贸易顺差正在膨胀
中国的贸易顺差翻三番，并非因为北美或欧洲的消费者决定为他们的孩子购买三倍多的塑料玩具。俗话说，需要是发明之母，中国顺差的激增与其为产品开辟新市场有关。早在2017年，中国对东盟经济体的出口额相当于其对美国出口额的60%。如今，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额大约相当于其对美国出口额的120%。
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超过对美国出口
中国通过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出口质量尚可、价格具有竞争力的资本货物和其他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来实现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如何在五年前还默默无闻地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些汽车通常不在美国或欧洲销售，但被东南亚、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司机抢购。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汽车吸引了大众的想象力（很难不注意到中国汽车——当你进入新兴经济体的每个购物中心或机场时，现在都有非常吸引人的中国汽车展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发电厂、土方设备、拖拉机、电信交换机、涡轮机和机床——基本上所有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沙特阿拉伯急需的资本货物上。
中国从疫情中崛起成为汽车出口强国
中国的出口繁荣有助于解释其经济为何能维持运转。让我们面对现实，在过去五年中，中国面临了一场史诗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如果以日本1990年、瑞典1992年、泰国1997年、韩国1998年、美国2008年以及南欧2011年的经验为鉴，这本应注定中国经济崩溃。那些市场都经历了国内银行业危机和巨大的通缩性崩溃。预测相同的原因（房地产下跌）会导致相同的后果（银行倒闭和经济崩溃），因此感觉像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我们现在知道，尽管房地产大幅收缩——导致大多数中国大型私营房地产开发商内爆——中国经济仍设法保持了浮出水面。
这怎么可能？中国如何能同时承受来自美国的正面攻击（这个国家控制全球资金流动管道的程度甚至超过奥斯曼帝国对东地中海的控制），以及房地产放缓？答案与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一样，需要是一切发现和发明之母。贸易倾向于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或者，如果设置了围墙和障碍，那么贸易将绕过这些围墙，找到新的目的地。
所有这些将我们带回了 Gavekal 关于李嘉图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的基本概念。
2) 李嘉图式增长将从何而来？
自公司成立初期，Gavekal就将经济发展确定为源于以下两个来源之一：
考虑到这一点，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贸易壁垒的打破似乎是增长的持续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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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80年代在法国长大时，令人兴奋的发展是欧盟的创建、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不同欧洲经济体更广泛地整合成一个更连贯、更具生产力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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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我移居美国上大学，正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时。于是有了更多的贸易、更低的关税和更高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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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0年代，我住在香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终导致人们相信中美经济变得如此相互依存，以至于被称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 中美国 Chimerica。
那是过去，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见我最近的两本书 Clash of Empires 和 Avoiding the Punch），以至于新的流行词变成了 去全球化。这个词让人想到生产率下降、通货膨胀上升、生活水平收缩和地缘政治冲突（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指出 如果商品不越过边界，军队就会）。在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四十年之后，这是一个预示李嘉图式增长死亡的词。
然而，就像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一样，这个流行词是否反映了真实的经济现实？幸运的是，并没有。事实上，近年来全球贸易继续缓慢攀升，这主要归功于新兴经济体内部贸易的突然加速，如下页左图所示。
事实上，查尔斯和我在许多文章中都曾指出，如果1980年代是欧洲一体化的时代，1990年代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时代，2000年代是“中美国”的时代，那么下一个十年将看到更广阔的欧亚大陆整合为一个经济整体（参见 The EM-AI Crossroads 和 The Indian Ocean: New Center Of World Growth）。本着这种精神，几乎每个月都有宣布新建连接上述报告中描述的伊斯坦布尔-雅加达轴线经济体的公路、铁路、运河或自由贸易协定的消息（从伊斯坦布尔到雅加达画一条线，会发现大约有35亿人口——不包括中国——每年增长1%，并且拥有世界上一些最高的收入增长）。请看下面的图表，其中展示了近期从大众媒体中收集到的新闻标题。
新兴经济体各地正在出现新的公路、铁路和运河建设，因为 全球南方 的国家现在可以：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对于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来说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它们现在可以摆脱美元融资约束的暴政。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有生以来的记忆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显著的美联储货币紧缩周期，却没有一个新兴市场崩溃。相反，近年来，大多数新兴市场债券提供的美元回报率都超过了美国国债、德国国债或日本政府债券（见下图）。
事实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投资级主权新兴市场债务的综合收益率现在低于美国国债，如下图所示。
这种角色转换最近被彭博社标题称为 失常。有趣的是，当1977年德国国债收益率低于美国收益率时，这被认为是一种荒谬，尽管它成为了新常态（暂时被德国统一打乱）。
融资成本降低和更多选择的结合应导致终端消费者的价格降低（前提是生产跟上！），自由贸易协定也应如此。此类协定反过来将创造其对更多基础设施支出的需求，而这又可以通过军费开支的下降来提供资金（参见《和平爆发》）。所有这些将我带回到另一个久经考验的 Gavekal 公式，即 N*(N-1)/2。
3) N*(N-1)/2 公式
如果一个经济体包含两个城市，它需要一条连接线（比如一条铁路线）来连接它们。如果一个经济体包含三个城市，它需要三条连接线来连接每个城市与另外两个。如果一个经济体包含四个城市，所需连接的数量增加到六条。
对于任何数量的城市N，连接每个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的所需连接数由公式 N*(N-1)/2 给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国家加入系统，所需连接的数量将以加速的速度增长。
例如，从2000年代初开始，全球经济活动得到了巨大推动，这不仅是因为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连接起来，而且是因为将中国城市彼此连接起来，这涉及所有相关的铁路、航空、公路、电信和电力线路的建设。
现在，同样的情况正在更广泛的欧亚大陆上演。显然，速度不会一样快（没有任何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在调动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来交付基础设施方面做到如此程度），但它确实在发生。以印度为例。在过去几年里，印度开通了70个新机场，目前正计划再开工建设70个。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直接互通，这意味着更多的增长、更高的生产力和更低的价格。这种动态让我回到加夫卡尔分析的另一个经典公式，即 N*(N-1)/2。
4) 加速现象
加速 概念是由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阿夫塔里昂 Albert Aftalion 提出的。它在突然调整中最有用，但不易用数学解释，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它没有获得应有的追随者。以下是 CliffsNote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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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经济变量根据 正态 定律分布，即著名的高斯钟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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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尤其如此：在一个 正常 国家，大部分人的收入接近平均水平，少数人收入非常低，少数人收入非常高。在曲线的两端（尾部），按百分比计算会发现非常少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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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入在几年内的增长，右侧尾部的人口增长将远快于（加速现象）收入的增长。这里变得复杂，因为我们的大脑习惯于线性思维，但赚取一定收入的人数实际上是呈指数级增长的。
这很重要，因为在购买某些商品和服务方面，历史指出存在关键的收入 阈值。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没有人拥有电视机；当收入超过1,000美元时，几乎每个人都会买一台。对于智能手机，这个水平似乎在2,500美元左右。对于汽车行业，关键水平似乎是每年10,000美元。对于大学教育，水平是15,000美元及以上。对于人寿保险、经纪账户和共同基金等金融产品，水平似乎是30,000美元。
因此，让我们想象一个平均收入为每人10,000美元的国家，并进一步想象收入在五年内增长了25%。在这个国家，对大学教育的需求不会增长25%。相反，它会增长七倍（参见《异常值与当今中国青年》）。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想象几件事，即：
那么，突然之间，可能会面临双倍或三倍的加速现象。这正是2000年代的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在该十年初，汽车制造商每年销售200万辆汽车。大约十年后，年销量达到了1800万辆，如下图所示。
不出所料，当汽车取代自行车出现在北京、上海和成都的街道上时，中国的能源需求也随之加速，如下图所示。类似的事件现在会出现在东南亚、印度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吗？考虑到收入的增长，中国现在提供高质量的低于1万美元的汽车，以及为这些购买提供资金，这难道不是阻力最小的路径吗？
结论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未引发 全球化的终结。相反，它释放了全球贸易的急剧增长。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的举动，是否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事实上，这似乎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两件事都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巴西、沙特阿拉伯和印度等国现在可以使用本国货币支付为其增长提供动力所需的大宗商品和实现工业化所需的机床。至少，它们不再需要美元。去年，中国首次以人民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的贷款超过了以美元提供的贷款，如下图所示。
而且，这还发生在沙特阿拉伯最近宣布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额度，以及中国可能向沙特王国出售核电站之前。
今天，对于任何生活在迪拜、新加坡、圣保罗或孟买的人来说，世界正在去全球化的观念似乎很可笑。相反，世界正在经历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这与其前身不同。正如丘吉尔所说，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不知道自己在哪，而且这一切都是靠纳税人的钱完成的。
这是自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以来第一次，世界正在经历一波不需要西方金融家、西方工程师、西方运输模式、西方货币或西方技术的全球化浪潮。
此外，自从俄罗斯寡头的资产被没收后，这次全球化的利润不太可能再循环投入西方资产，无论是国债、巴黎房地产还是英国足球俱乐部（参见 What Freezing Russia’s Reserves Means）。相反，这次正在展开的全球化繁荣的利润很可能会再循环投入新兴市场本身。这是相信新兴市场牛市仍处于初期的另一个原因（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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